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与二○二六年施政报告，打破以往以年度施政为主的管治模式，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战略。规划提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确立南金融、北创科布局，并设下北部都会区土地产出、广设大学城等具体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之际，香港特区政府九月十六日公布蓝色封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二零二六—二零三零年）》与绿色封面的《行政长官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特首李家超出席多个国庆酒会中强调，要全面对接国家发展大局。
特首李家超在香港金融服务界庆祝国庆的酒会上致辞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我在上星期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为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订立清晰蓝图，进一步巩固香港的国际竞争优势，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
这是香港施政方式的一个明显转变。长期以来，香港公共政策多以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为主要节点，也经常受短期经济周期与资本流动影响。虽然也有“玫瑰园计划”“明日大屿”等长远规划，但缺乏与内地对接合作的思维，无法从更宽广的战略层面对接两地需求。
这一转变的背景，是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今年三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在港澳部分，中央除继续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与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外，更首度加入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及“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并明确支持香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这些新定位显示，香港的功能正在传统金融、贸易和物流优势上进一步延伸，既担当“超级联系人”，也强化“超级增值人”角色。首份五年规划主动承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相关任务，也反映特区政府由对接国家规划进一步走向自行制定中长期发展蓝图。香港总商会主席金泽培把这种转变概括为由“对接”走向“主动规划”，认为中长期蓝图可为商界提供更清晰的发展路径。
然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同日公布，也引起国际舆论与本地评论界对香港管治模式转变的讨论。英国《金融时报》形容，一向以自由市场见称的香港正参照中国内地的五年规划模式，并引述意见关注政府规划与市场灵活性如何取得平衡；美联社则认为，香港正借此把城市功能由金融进一步扩展至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
这份五年规划较接近方向性、引导性的中长期规划。文件列出的七项理念之一，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巩固提升香港独有优势”一节，又重申自由开放经济、普通法、简单税制，以及资金、货物、人员和资讯自由流动等制度优势。政府主要提供土地、基础设施、法律保障与政策引导，再由市场检验商业项目价值。
这种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区分，也体现在指标设定上。整份规划共有一百零五个指标，其中第一篇列出二十二项主要指标，只有五项属必须达成的“约束性指标”，其余十七项为“预期性指标”。五项约束性指标，包括北部都会区五年产出九百公顷熟地；以大学城为发展主线，在新田、洪水桥、打鼓岭建设三个大学城，以及四项环境指标。
相比之下，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国际金融中心与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地位、贸易与航空货运量、就业收入等经济项目均属预期性指标。其中“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争取在二零三零年后达到百分之三；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则争取在二零三零年后达百分之五点五。这里尤其要注意，百分之三所指的是“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范围较传统“本地研发总开支”为广。
参照国家规划，香港一五规划也把目标分类为“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将土地供应与环境目标列为约束性指标，即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而宏观经济表现主要列作预期性指标，即是预判性的建议，也反映香港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特点。特首李家超在记者会解释，约束性指标原则上必须完成，未达标而没有合理特殊理由便要承担责任；经济等预期性指标则受全球投资、外围政策及其他政府控制范围以外的因素影响。
在空间与实体经济层面，北部都会区是整份五年规划的重要发展载体。规划正式提出“南金融、北创科”的空间布局，希望逐步改变过去资源高度集中于维港两岸的城市格局。官方数字显示，北部都会区在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五年间产出约一百二十公顷熟地、落成约一万一千个住宅单位；未来五年熟地产出目标增至九百公顷，规模相当于前五年的七点五倍，住宅落成量则增至七万个。《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再把目标细化，提出首两个年度合共提供不少于二百公顷熟地及约二万八千个住宅单位，显示五年规划与年度施政如何衔接。
这项布局试图处理香港基础科研实力较强、科研成果产业化相对不足的长期问题。大学城要发挥作用，跨境规则衔接亦相当关键，包括河套合作区在生物医药样本、科研数据、资金和科研设备流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商界亦提出不同建议：香港工业总会主张推出“人工智能券”和“算力券”，并由政府及公营机构率先采购和试用本地创新产品；厂商会则建议推出“算力券”与“模型券”，协助企业应用人工智能。
与科技研发并列的另一项产业试验，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香港一向以金融服务见长，过往在大规模实体仓储、实物交割和大宗物流方面基础较弱。《施政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并拓展国际金属交易及交割网络，包括增加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仓库，推动实物交收、融资与风险管理服务集聚。香港若能把普通法、仲裁、金融、保险等优势与大湾区的港口、物流及实体产业结合，有望在商品交易与贸易融资领域开拓新的增值空间。
在民生与社会政策方面，五年规划强调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根据《施政报告》披露的数字，香港经济去年实质增长百分之三点六，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一；本地生产总值在二零二五年突破三点三万亿港元（约四千二百亿美元），市民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四年间累计上升两成。
房屋方面，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高峰期的六点一年下降至四点八年，政府目标是进一步缩短至四点五年。面对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政府同时推出十一项鼓励生育的新措施，包括延续二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第二名及其后出生的子女奖励金提高至三万元，提高相关子女免税额，以及提供置业印花税减免等；至于公屋优先配屋及居屋优先选楼，则属此前已推出的措施。政府亦明言，生育政策已由过往“不干预”转向主动鼓励。
与此同时，面对人工智能普及可能对初职和基层就业带来的压力，政府联同商界推出为期两年的“三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其中一万个为期六个月或以上的全职职位，由政府补贴每月六千元或不超过月薪三分之一，为期六个月；另有超过一万个创科及青年初创实习名额，以及一万个建造业专业毕业生培训名额。这项政策反映政府在推动科技应用与协助青年进入劳动市场之间所作的政策部署。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早前亦指出，香港社会政策长期以年度为单位运作，容易欠缺中长期的结构性视野，五年规划可让政府更早估算未来服务需求。五年规划公布后，社联又特别肯定社区危机识别和数据整合、跨境养老、“湾区标准”以及社福数字化等方向。
归根结底，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只是起点，也是一场正在展开的公共管治实践，其重要意义在于促使公务员体系与社会各界逐步突破只着眼年度施政的思维，以五年尺度检视政策方向、资源配置与执行成效。转型真正成效仍要由实践检验，融合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是个漫漫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