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Federal Reserve Board, FRB）今年4月宣布，解除2018年与伊利诺州金融厅共同发布、针对兆丰银行美国分行的裁罚命令，象征这起源自2016年防制洗钱与风险管理缺失的监理案件，在历经多年改善后告一段落。然而，从整体金融产业发展观察，这起事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反映国际监理思维的演进，以及金融机构合规能力的新定位。

过去，银行竞争多着重资本规模、产品创新、通路布局与数位服务；近年来，国际监理的重心逐步转向组织治理与风险管理。主管机关愈来愈重视金融机构是否具备持续辨识异常、整合资讯、快速回应监理要求，以及董事会是否能及时掌握重大风险并作出适当决策。随着监理要求直接影响跨境营运成本、国际信誉与市场准入，治理品质已成为金融机构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金融竞争的内涵也延伸至组织管理风险、回应监理要求及维持市场信任的整体表现。

兆丰案正是这项转变的重要缩影

2016年，兆丰银行纽约分行因防制洗钱及内部控制缺失，遭纽约州金融服务署（NYDFS）裁罚1.8亿美元；2018年1月，兆丰银行再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及伊利诺州金融厅签署裁罚命令，遭裁罚2,900万美元，并提出改善计画、接受第三方监督，全面强化法令遵循及控制措施，包括回溯美元清算交易、提升交易监控及客户尽职审查等。从监理要求的内容可以看出，主管机关更加重视金融机构是否建立具备监督、回馈与改善功能的治理机制。

监察院纠正案及行政院督导小组的调查亦指出，兆丰案涉及法令遵循、公司治理及海外分行监督等多项治理议题。除洗钱防制作业存在缺失外，也包括法遵资源不足、管理资讯系统老旧、海外分行资讯回报延迟，以及董事会未能及时掌握重要监理警讯等问题。

这些缺失彼此相互关联，共同反映治理资讯未能在组织内有效流动，导致管理阶层难以及时掌握风险并据以决策。制度建置只是治理机制形成的起点，资讯整合与治理流程，才是支撑管理决策的重要基础。

近年国际监理朝向风险为本监理发展。主管机关评估金融机构时，将整体风险治理成熟度纳入核心观察重点，包括组织是否具备持续辨识、评估及控制风险的能力。改善计画、第三方查核、持续监督及模型验证等要求，虽然采取不同监理工具，但共同目的都在确认企业是否建立能长期运作的治理机制。

国际金融业因应这项监理趋势，普遍导入GRC（Governance,Risk and Compliance）架构。兆丰案显示，国际金融监理对合规职能的理解，已由部门职能扩展至整体治理体系。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与法令遵循透过共同的资讯架构整合运作，并结合金融监理科技、管理资讯报表及董事会管理平台等工具，支援风险监控、法遵管理与决策运作。主管机关评估的重点，也延伸至企业能否建立即时反映风险、支援决策及推动改善的治理机制。

台湾金融业已建立相当完整的法令遵循制度。多数银行设有法遵、风险管理及内部稽核等专责单位，并依《洗钱防制法》、《银行法》第61条之1及相关监理规范，建置客户尽职审查、交易监控、可疑交易通报及内部查核等机制。近年国际监理更重视制度能否有效运作，并透过资讯整合支援风险管理与决策，而非仅确认制度是否存在。

​治理科技逐渐成为金融治理重要工具​

在此趋势下，治理科技（Governance Technology）逐渐成为金融治理的重要工具。欧美大型金融机构多以整合式 GRC 平台串联法令遵循、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讯安全及董事会监督，并整合反洗钱监控、交易监测、客户尽职审查及模型风险管理等作业，使风险事件、监理要求与管理决策得以即时更新、交叉验证，同时留下完整且可追溯的治理纪录。

欧美大型金融机构与台湾金融业在治理模式上仍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已将合规管理系统化、平台化，并建立整合式资讯架构；相较之下，台湾多数金融机构仍以法遵流程、人工协调及部门分工为主要运作模式，治理资讯整合仍有精进空间。

金融科技改变的是银行与客户互动的方式；治理科技改变的，则是金融机构辨识风险、管理风险与回应监理的方式。随着合规管理朝向系统化、平台化与数位化发展，治理能力已成为金融竞争的重要基础。

兆丰案所呈现的，不仅是裁罚案件的终结，更反映国际金融监理已将竞争焦点延伸至治理能力；未来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除了产品、服务与资本，更取决于能否建立足以支撑决策、回应监理并持续优化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