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被发展完的辩题：再毛化之后

美国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应长风基金会之邀，在文革六十周年之际发表专题演讲，从红卫兵流变谈到晚近对于中共高层的影响加之张登及老师与谈时从旁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归纳中共四大领导传统，几乎全盘梳理文革在政治制度上、人物塑造上、历史循环上如何框定未来中共权力移转的发展架构，就这部分，两位大儒既已有言，作为后进似亦无从提出新见，述而不作已矣。

不过，正如吴玉山院士前几年提醒的，近几年来，习近平的领导风格似乎有复制毛泽东晚期的态势。毛晚期，也正是文革晚期，因此这种「再毛化」的趋势，是否代表毛的领导风格将被习继承，进而影响到两岸格局，在学理上非常值得研究，这也是为何吴国光教授在对谈中抛出「寡头（Oligarchy）——专政（Tyranny）」这种历史循环的可能。按其推敲，在习之后，恐怕又会从当前的专政回归寡头。

「再毛化（Re-Maozisation）」作为晚近政治学界才出现的名词，其基本特征是中共领导结构的政治权力再集中、既有制度再瓦解、社会控制再扩大，且一改江湖时期的寡头政治、迈向一人专政。至于这能否与吴国光教授的构想相呼应，尚非本文能处理的命题，但在这个脉络之下，可以进一步讨论这场对谈中被时间压缩掉、却更贴近大众的问题：再毛化是否会增加两岸冲突的风险？

「斗而不破」时，战旗会否升起？

在习近平不断收紧权力分配的这几年，美中两强竞逐格局均维持「斗而不破」的态势，这点基本上一贯为两岸学者所肯认，举凡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张麟征（2010年）、我国国防部前副部长林中斌（2012年）、陆方前驻美大使周文重（2017年）、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2022年、2024年）等皆然。尽管文攻武吓不断，且自裴洛西访台以降，连年出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军演，但在此一格局之下，回顾陆方战略优势，恐怕就会发现机理上的不同。

首先，若依照「东升西降」的基本脉络，陆方所图的伟大民族复兴，大致以消耗战为根本。以科技战备为例，纵使中共占据了九成以上的稀土资源，但因难以操作且污染问题严重，且耗时极高，因此短中期内，晶片的重要性依然比稀土更高。又如面对内部经济下行，中共当局为了稳定内部经济备战，所需耗费的心力不小，如《民营经济促进法》就一改近年打击民营企业的态度。

针对再毛化中加强社会控制之一部，学界常谓习因成长背景而有强烈的不安感，因此可能为了巩固政治权威发动台海战争，这种说法从国关理论中的「聚旗效应」出发，易言之，国家面临重大外部危机时，舆论会基于国族心理搁置国内政治争议、团结国家对外抗敌，领导人支持率将在短期内急遽上升。

这在其第一任期内或有诠释空间，但习当今毫无敌手，若谓有其必要，实属谬然；又如近期所颁布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此显然为控制程度增强的重要讯号，若内部控制得以增强，何以诉诸风险更高的战争寻求外部正当性？再者论，虽然前几年出现的白纸革命等民心动摇的迹象，但如吴国光教授所称，当前大陆人民能如文革时期的民众，被「原子化」（atomized）的机会不高，群众经过历代教育，能被革命情感鼓动者稀。

另一种「不安感」的人格分析认为，习为了掌握权力，必须得大量清洗高层，替换成自己的人马，但从干部改革的情形来看，也很难看出习有任何在短期内开战的动机。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选拔曾逐渐由毛时代强调政治忠诚的「红」，转向重视治理能力与专业的「专」，如今则演变为要求兼具政治忠诚与专业能力的「又红又专」，但忠诚始终是更高的门槛。

在此背景下，即便高层都已是自己的人马，但清洗依然已成运作惯例，且如吴国光教授揭示的、自文革时代承继的、严格的帮派政治传统，各派系间相互举发贪腐，再加上习刻意透过打贪塑造各派系之间的制衡，这种情形恐怕只会加剧。依吴国光教授推断，在二十一大，为了维持政权活力与接班秩序，中共中央委员会必然会涌入不少年轻世代，制度化信任被摧毁的现象，未来恐怕会因干部「年轻化」而进一步激化。

不只政治，军事亦然。政大国关中心在去年张又侠落马后即时举办的座谈会，直接点出了陆方东部战区领导人才空虚的问题。第一，中共建军近百年以来，军方自成一体系，当前军方高层频繁遭到清洗，按张登及教授概括累计，军方这些「掉落的星星」可能已经破百，习连个人亲信都可以不顾情面的情况下，政军之间更无法建立信任。准此，继任者势必会受限于寒蝉效应，解放军在科研、危机处理能力都大幅降低，在战术层面，维持保守恐怕是较合于制度理性的逻辑。

结语：作为「工农兵学员」的习近平，没有激进的动机

讲座中提到的关键，正在于习的成长背景。因为习父遭毛清洗的缘故，一度曾遭共产党迫害，直至下乡之后，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这代人因受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一般人的求学时期，他们大多都在从事政治运动，因此常被讪笑缺乏文人气息。

实际上，依照吴国光教授的分类，除了习以外，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赵乐际、王宁、蔡奇、李希均属工农兵学员。若此，可以见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氛围一致，习个人的政治权威又定于一尊，内部压力可控、外部局势倾向持久战，加之政军信任亟待重建、经济下行迫在眉睫之际，「再毛化」应当不会让两岸冲突风险显着增高。

或有论者批评此种推断言之过早，但需注意者为，吴国光教授所谈及的若干变因，尚非本文所能顾及的范畴。无论如何，究诸现实，再毛化虽然持续，却未必撼动大陆政治的基本结构：政治权力虽然再集中，但但习个人未见有以战争重塑合法性的迫切需求；既有制度虽然再瓦解，却仍有高度集权作为替代；社会控制虽日益扩张，人民却已难以回到文革年代那种高度革命动员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终究是一位「工农兵学员」。对这一代领导人而言，文革留下的不只是革命理想，更是对政治失序的深刻记忆。他们的人生在权力斗争、政治运动与秩序崩解中完成政治社会化。因此，相较于毛泽东以革命不断打破既有秩序，习近平更倾向透过权力集中、防范风险与持续控制来维系既有秩序。就此而言，再毛化所复兴的，毋宁是毛时代的统治技术，而非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政治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