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王李惠堂凭梅州客家足球传统与香港联赛崛起，上世纪中叶带领中华队屡夺亚洲冠军，诗作与抗战经历交织，家国情怀与传奇人生交缠，踢出一个人的全球史。
与全球各地相比，中国很早就有足球文化，并且曾经长时间位居亚洲前列，尤其在二战前，中国队曾多次夺得远东运动会冠军，战后曾获亚运冠军，击败韩国。而这支中国队则多是来自香港南华体育会的球员，当中尤以球王李惠堂最知名，从他的足球历史，可以找到一些对今日国足发展的启示。
数华人球王，非李惠堂莫属。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云：“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吾土有幸出球王，李惠堂一九零五年生于香港大坑，并于一九七九年在铜锣湾逝世，是地地道道香港人。但李惠堂在香港的名气，远不如在中国内地；李惠堂的儿子李育德（香港足球代表队球员）的威名，在中国内地又不如香港，殊为怪事。去年是李惠堂的一百二十年诞辰，在香港却纪念寥寥。要更好地评价李惠堂，则要从世界足球史定位他。
在五月初，我随香港前辈团到梅州考察、学习，与众前辈提到李惠堂，我便觉得李惠堂的故事与（电影里的）叶问很相似——在日寇侵华年代，坚守民族气节，以一身长技为国争光，坚拒日本与汪精卫政府招揽、在“大江大海”的一九四九年后居于香江，并将一身国技在香港承传。唯一区别是，叶问在真实历史上未曾打过“十个”，也未与日本人争锋；李惠堂则在远东运动会屡挫日本，接连夺魁。真实比虚构更精采，但虚构的故事广泛流传，真实的历史沉没水底，我要为李球王鸣不平了！
李惠堂的生平事迹，目前已考掘不少，传奇故事广泛流传。然而，却鲜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何偏偏是李惠堂成为华人仅见的亚洲乃至世界球王？从他身上，我们能获得怎样的启示？
李惠堂祖籍广东梅州五华县，五华僻处山区，至今经济仍难称发达，唯穷山恶水却有传教士拓荒。早在一八七三年，德国崇真会（又译巴色会，Basel Mission）传教士毕安（Gottfried Fiedler）、边得志（Friedrich Wilhelm Ziegler）于五华县办元坑中学（今五华县萃文中学），将足球引入学校的体育课程内，为中国首次引入现代足球，五华得足球风气之先。
从梅州五华到香港
元坑中学也培养出第一批中国足球运动员魏锦新、江爱其、魏灵圣、李伟容等。李惠堂生于香港铜锣湾大坑村，小学阶段在老家锡坑乡居住，离元坑中学仅一个小时的车程，足球风气互通声息。
这样看一八七三年，似乎难以定位其先进落后程度。目前公认的现代足球第一部有纪录规则在一八四五年的英国拉格比学校（Rugby School），最古老的球会则是一八五七年成立的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Sheffield F.C.）；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英国足球总会（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the FA)）在一八六三年成立。将足球传来中国的德国，根据《足球是圆的：一部关于足球狂热与帝国强权的全球文化史》（A Global History of Football），也是在一八七零年代才由英伦移民带来足球，德国首次有足球比赛的纪录则是一八七四年，首个球会也是深受英国影响的汉诺威（一八八零年成立）。从中可见，德国传教士带着无私的传播知识精神，将当时在德国也属新兴运动的足球带到了梅州五华，让梅州五华在世界范围里较早接触到足球。日本则是在一八七三年由英、日海军交流传入足球，中、日在足球发展上，站在同一起跑线。
李惠堂通过家乡得足球风气之先，但要练成独步亚洲的竞技水平，还得赖于香港这片足球沃土。香港足球联赛于一九零八年成立，常被视为亚洲最早期足球联赛之一，早期只限洋人，华人无缘参与。目前亚洲足球强国日本的全国足球联赛至一九六五年才成立，职业化的足球联赛则迟至一九九三年才成立，中国内地则在一九五一年后逐步建立全国性足球竞赛体系，一九九四年才推动足球联赛职业化，更可见香港得风气之先，对培养李惠堂等球员至关重要。
香港长年班霸的华人足球队在一九零八年正式易名为南华体育会足球队，并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度首次参加香港乙组足球联赛，翌年再派队加入甲组联赛参赛。李惠堂就是香港华人足球队崛起的弄潮儿。一九二三年，年仅十七岁的李惠堂开始效力南华，他也带领南华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球季首次夺得联赛冠军，打破洋人垄断香港甲组足球联赛的局面。
由于香港得足球风气之先，在亚洲范围早建立了足球联赛，因此竞技水平较高，也就开启了中国队以英殖香港的南华球员为主力的传奇岁月，一九一零年南华代表中国华南地区参加在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一九一三年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中，南华球员就是主力。
在军阀混战、外侮欺凌的时代，李惠堂以足球为国人长志气，十足电影桥段里的霍元甲、叶问。李惠堂带领中国队，在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中夺冠，及后李惠堂继续带领中国足球国家队获得第九至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冠军，一九五四年获亚运冠军后，回台曾有花车巡游，曾获蒋介石接见。
李惠堂诚然是亚洲史上的球王，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李惠堂作为球员，生涯活跃的巅峰在二战之前，与巴西的比利（Pelé）、匈牙利的普斯卡斯（Ferenc Puskás）那个二战后竞争更加剧烈的足球世界相比，并不太公道，李惠堂球员生涯的国际成就主要限于远东运动会，并无缘与世界足球发展一流的英国、德国等队伍较量。
李惠堂的二战后岁月
香港足球总会在一九五四年加入国际足协；同年在马尼拉亚运会期间，香港成为亚洲足协创会成员之一。当时亚洲足协以香港为会址，香港足总会长（当时为罗文锦）为会长；李惠堂则是亚洲足协创会义务秘书。
一九六零年代的李惠堂任职保险界，又受雇于余仁生（百年跨国中医药企业）后人余经纬（无线电视前总经理）开设的经纬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当业务经理，据说平日多在中环建国酒楼“打趸”（流连）。对比众多队友，李惠堂晚年财政尚可，也在台湾拥有崇高声望与地位。
令人意想不到，身为球王的李惠堂，在球技以外，诗才甚为了得。李惠堂著有诗集《鲁卫吟草》，为球王题序的均是国民党政要名流，封面题字是曾任总统的严家淦，序一出自台湾前防务部长郑为元手笔，序二则由同乡梅州兴宁人罗香林教授所撰，亦有党国背景。李惠堂更在抗战时，在大后方开始“体育救国”的历程，巡回重庆、成都、自贡、昆明作表演赛和义赛，筹集资金救济战孤、支援难民，在重庆国民政府担任了青年军体育委员会常委兼体育总教官，授少将军衔。
从李惠堂的诗句，也可见他本人的家国情怀，更是一部“诗史”。诗句可反映历史现实，在一九三六年参加柏林奥运，李惠堂就写下两首诗：
《柏林世运会 古风》：“柏林世运今开幕，五环招展人雀跃。男女健儿奋鹰扬，夺得锦标荣祖国。”《世运队威震亚洲》：“中华儿女阵堂堂，一战功成廿七场。侨众欢呼天地震，病夫气吐也眉扬。”
哀家仇国恨
李惠堂本人极爱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为国球场征战，不忘故园风雨。他在《南华征菲祝捷舞会中 闻日军侵华感作．其一 在舞会中》就写到：“七战菲京七夺魁，功成祝捷共擎杯；遥闻国难滋忧恨，愁伴娇娘舞几回。”又在《其二．在旅馆中》：“异乡别有好风情，一醉销魂客绪荥；为念神州风火急，填膺悲愤梦难成。”
李惠堂由于享负盛名，在抗战时就不断被汪精卫政权招揽，但他始终不为所动，辗转千里，避归老家梅州五华，他的诗句，也是一部抗战期间人民流离失落的苦难史，在《难中惜别》他写道：第二次大战港陷后，回国承陈静涛、梁早如二兄乘夜送船话别殷殷，令人黯然销魂，口占此绝志念：“生平最怕阳关曲，泪眼相看一别难。此去唯将身报国，感君残腊送征鞍。”又在《脱险过桂林》写道：“民国三十年日寇陷港，余未及逃，南京汪伪组织派机专迎，欲陷我于不义，乃千方百计逃离虎口，抵桂林时赋此志感”：“世乱时虞历万难，今朝脱险向长安。桂林山水迎人笑，我正飘零意未宽。”
李惠堂最负盛名的诗句，莫过于在六十大寿的《六十生辰自赋感怀》云：“忧乐常关天下情，愧无建树以球鸣；一腔肝胆存人热，半世风尘为国争。拔帜岂曾功在汉，洁身遑计利和名；逢辰笑酌延龄酒，许共贤流致太平。”又在《七十生朝春感》写道：“海疆秋色入诗笺，纪寿心惊岁易迁。曾忆坚贞全大局，难忘慷慨付华年。车尘马迹天涯路，剑影鸡声风雨边。且幸身顽称老健，也随黄菊傲霜妍。”
李惠堂是香港的传奇，以一人之力，在球坛为国建功立业，但谦称“拔帜岂曾功在汉，洁身遑计利和名”，他在二战前足球的“传说时代”是最耀眼的明珠，从他的经历可见足球天才的诞生“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梅州足球的种子与香港联赛的沃土，让李惠堂长成球坛参天大树。从他的诗集，亦可见李惠堂个人的全球史，怎样参与国际足球交流，为国争光，又因球技陷于抗战时的政治风波，写就一部香港不朽跨国传奇。
